《郭寶崑與魯迅的對話》

       花了幾個月編篡的《新華文學大系》的戲劇集完成了，這兩天進行最後校對，馬上送往印刷。

        從新加坡獨立後到1990年代的華語話劇劇壇，郭寶崑是劇壇無人可替代的一個標誌。 2012年是劇壇為紀念郭先生離開我們10週年而推出一系列郭寶崑作品演出的郭寶崑年。這幾個月，即便我與郭先生素昧平生，但在編篡大系的過程中，郭寶崑幾乎天天在我的指縫中，通過文字，訴說著他一生的精彩步程。從與吳麗娟的短促對話中，更印證了我對郭先生在字粒中所彈跳而出的虛擬形象的真實感受。每每讀到他的文字，心波蕩漾、鼻酸不已。他後期的幾部作品，都是經典。

        我在大系中花了近乎一半的篇幅引介郭寶崑的作品，也p伴隨著他在他失去自由的痛苦歲月中，神遊在他身後，一齊分享他重讀魯迅的文章，這一篇文章，是改變了郭寶崑後半生的戲劇、文化以及內心深處蘊藉著的價值觀，爾後，我也隨著他在1984年前往澳洲艾德雷藝術節現場，盯著他觀賞一場場世界級舞台演出的每一個衝擊，同時見證了他如何從這些演出的再次啟蒙，創作出了一部又一部享譽國際的經典劇目，《棺材太大洞太小》是他朝向雙語戲劇的第一個標誌。

        趁著他今天的10週年紀念日，我決定先追思他那一段在獄中與魯迅對話的片斷記憶：

《遠離戲劇政治的告別式

——郭寶崑整裝待發再次出擊》

      郭寶崑在1995年為新加坡戲劇在獨立以後的發展歸納了六個類型：

        第一類是「統治的劇場」（theatre that governs）；

        第二類是「消費的劇場」（theatre that consumes）；

        第三類為「記憶的劇場」（theatre that remembers）；

        第四類是「再造的劇場」（theatre that recreates）；

        第五類是「動員的劇場」（theatre that activates）；

        第六類為「超越的劇場」（theatre that transcends）。

一、動員劇場帶給郭寶崑的「下場」

        動員劇場是郭寶崑自認在上個世紀 60、70年代所參與的一個最激烈的劇場行為，是強烈的社會與政治意識的抗爭性劇場，一般相信，郭寶崑就是在這個名堂下被押禁長達四年零七個月，這對一個自認從不曾是政治威脅的戲劇人是何等的不堪與折騰：「那是一個錯誤的遺憾，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個政治威脅……但我把那四年半的經驗當作資產。人家折磨自己已經很夠了，我為什麼還要把它看作折磨？！」

        這是郭寶崑在2000年接受香港《明報》專訪時最透徹的一次告白，但是「錯誤的遺憾」意指何處，語焉不詳，也不必去糾纏。但最重要的是，郭寶崑在被剝奪身體的自由之後，相對地在心靈的自由卻得到了昇華。同樣是2000年，郭寶崑寫過一段文字，原是要發給《海峽時報》記者的，但在他生前，文字始終沒發表過。這篇題名《Random Thought on Detention》（《囚禁中的隨想》），將他在absolute power——「絕對權威」下的無助、無能、無望的心境，在牢房中重新認識了自己以及自己的平凡。也是在這最無助、與世隔絕的禁錮中，他在文學和藝術中找到了救贖的生命線，尋找到得以安身立命的終身志業。

（一）魯迅的話

        郭寶崑在獄中讀了包括《莎士比亞全集》、《魯迅全集》、《馬來紀年》等無數世界著作，其中，魯迅的《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對他後來的戲劇觀甚至是藝術觀的啟發與領悟是起到了最關鍵性的轉折作用。郭寶崑轉述魯迅的話說：「革命的文藝家，革命的政治家，在革命前夕是同路人……，可是一旦革命的政黨掌權了之後，它會立刻開始壓制革命的文藝，因為政黨的特性就是要掌權、奪權、把權、延續權利……所以我們原來是同路人，一到這裡的時候，就不可以了……」

（二）從明而不白到明白起來的一席話

        郭寶崑表示，他之前就已經閱讀過該篇文章，但卻是「明而不白」，一直「坐到牢裡看，它突然像原子彈爆發了開來，明白起來。」這話在今天聽起來倒是有點兒諷刺與無奈。 《文藝與政治的歧途》是魯迅在1927年12月21日於上海暨南大學的講演錄，文中寫到：

        「我每每覺到文藝和政治時時在衝突之中，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於現狀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於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不過不滿意現狀的文藝，直到十九世紀以後才興起來，只有一段短短歷史。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而從前的社會也的確沒有人想過什麼，又沒有人開過口。」

        魯迅通過詼諧的比喻，以猴子和部落酋長的領導慾望作為他們控制各自的族群為例，說明了政治對權威與權利的絕對占有，而文藝在一個權利勢力膨脹之後，再也無法被政治所容忍了。魯迅再以部隊行“舉槍禮”為例，說明走得太快的人，始終要惹麻煩：

        「……行舉槍禮，照規矩口令是'舉……槍'這般叫，一定要等'槍'字令下，才可以舉起。有些人卻是一聽到'舉'字便舉起來，叫口令的要罰他，說他做錯。文藝家在社會上正是這樣；他說得早一點，大家都討厭他。政治家認定文學家是社會擾亂的煽動者，心想殺掉他，社會就可平安。殊不知殺了文學家，社會還是要革命……政治家既永遠怪文藝家破壞他們的統一，偏見如此，所以我從來不肯和政治家去說。」

        「……在革命的時候，文學家都在做一個夢，以為革命成功將有怎樣怎樣一個世界；革命以後，他看看現實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於是他又要吃苦了。 ……所以以革命文學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學，世間那有滿意現狀的革命文學？除了吃麻醉藥！蘇俄革命以前，有兩個文學家，葉遂寧和梭波里，他們都謳歌過革命，直到後來，他們還是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碑上，那時，蘇維埃是成立了！」

        魯迅最後的一段話是很震撼的。事實上，這篇發表於1927年的演講稿，即便在21世紀的今天重新閱讀，魯迅先生的前瞻性、對文藝以及時政的敏銳和透徹性是令人折服的。我們有理由相信這篇文章對郭寶崑所帶來的衝擊力是深沉隱痛的。無論是什麼理由或是任何的爭議致使郭寶崑身陷囹圄，這篇文章的再現雖然對郭寶崑來得有點晚，但無可置疑的是，那近乎天意的宿命給了華語話劇的劇人一個極大的警示，這麼說即便對某些人是極其消極的謬語，但也難辯其實。

        郭寶崑向《海峽時報》坦言：「華語劇場在1980年代與政黨政治脫鉤是件好事，因為這樣才能開始自身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存在。我們必須開拓獨立的文化空間，有人稱之為'公民社會的道路'。我用'文化空間'或'藝術空間'來指那些與政治沒有瓜葛的課題。你必須從那些在性質上不屬於政治的課題著手……。」

        再次調整自己的藝術定位是郭寶崑重新出發的一個新起點，他立誓要在一個巨大的國家體係與制度中思索自己、認識自己，創造屬於郭寶崑的藝術。

       …………

        下來，如果有時間，我再陸續節錄大系中，郭寶崑的精彩人生，一探郭先生坎坷輝煌、對新加坡劇壇乃至文化型塑而成的果苗，在他的接班人手中如何繼往開來。我想，這才是郭寶崑所期待的……

        文末，我再次想起了郭寶崑，也想起了李商隱的《錦瑟》。文史上，沒人能精準地研讀李商隱；郭寶崑逝世10年的今天，我認為，也沒人能真正體悟郭寶崑，在此，我以《錦瑟》，悼念郭寶崑：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天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